今年端午前后回京探亲，在重点走访采写北京历代城垣遗址的同时，随机拜谒了智化寺、法源寺、广济寺、历代帝王庙和大觉寺等五座京华佛教寺院。发现这些被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遮蔽的不再那么惹人注目的古刹名寺，虽然殿堂的布局、供奉的神祗大同小异，但它们仍像隐居在闹市中的隐士，各有各的襟怀，各有各的城府。只要你仔细寻觅，慢慢嚼品，用心体味，总是能够寻找到它们独具的魅力和迷人的风采。这魅力和风采如果用颜色来区分表示，大约可分为黑、红、黄、绿、蓝等不同的色调。

黑色调的智化寺
我发现，逛名胜古迹和交朋友觅知音一样，也是要看缘分的。有缘的，素昧平生，一见如故；无缘的，熟视无睹，擦肩而过。以智化寺为例，它就坐落在与我岳母旧宅相距不到50米的东城区禄米仓胡同。与妻结婚36年，我从智化寺门前路过的次数，少说也有千百次。可令我自己也感到迷惑不解的是，我居然会对它几十年不屑一顾。现在想想，除了因为它是明朝大太监王振私宅令我心生厌恶外，还和它的外观很不起眼，基本色调是黑色有直接关系。王振，明朝的司礼太监，深受明英宗的宠爱，不仅把持朝政、擅权不法、贪污受贿、无恶不做，而且导致了明英宗被瓦剌人俘虏和民族英雄于谦的冤死。
智化寺的外观，就像一只沦落在平阳的青砖砌成的老虎标本，悄没声地匍匐在建国门内一条僻静的小胡同里。本来就没多大的山门，好大一截沉陷在路面以下，就像老虎那半张着的大嘴，而蹲坐在山门前的那两尊石狮，则像虎口里残存的两颗门牙。由于该寺曾被用来作禄米仓小学的校舍，妻不知多少次从这虎口里进出。多亏这两颗“门牙”留存的一丝古朴的气息吸引了我，否则的话，我很可能会终身与这座名刹失之交臂。
令我深感意外的是，当我从山门左边的小便门跨入智化寺时，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使我的眼睛顿时为之一亮。好一座外拙内秀，小巧玲珑，华贵庄严的明代古刹！坐北朝南的中轴线上依次分布有山门、智化门（即天王殿）、智化殿、如来殿（又称万佛阁）和大悲殿等主体建筑，山门和智化门之间是东西对称的钟楼和鼓楼；智化门和智化殿之间是东西对称的大智殿与藏殿。它们都是典型的明代歇山式建筑。据说也是北京城首屈一指的明代木结构建筑群。
智化殿内的汉白玉基座上原先供奉有三世佛及罗汉等二十尊佛像，均为木质漆金，可惜现已荡然无存。其中的三世佛1972年被移到了西山大觉寺的大雄宝殿内。智化殿后壁明代绘制的地藏菩萨说法彩绘壁画，素雅、清新，属国宝级文物。此外，大智殿内供有观音、文殊、普贤、地藏四尊菩萨的塑像。藏殿内的转轮藏则是目前北京唯一存留的一具明代原木结构转轮藏，雕刻精美、线条粗犷有力。如来殿的上层四壁木龛内，有小佛像九千余尊，所以又称“万佛阁”。全寺所有的佛像、转轮藏、天花、藻井、彩画等，都是那么富丽堂皇，都极尽雕镂修饰之能事。不仅表现出强烈的宗教色彩，又带有浓重的世俗社会气息。由于寺内所有建筑的屋顶覆盖的全都是黑色的琉璃瓦，因此整个寺庙给人一种前所未见的庄严厚重和典雅感。
遗憾的是万佛阁的藻井在20世纪三十年代就被盗卖到国外（现存美国纳尔逊博物馆），所以今天的游客在昔日的藻井处，看到的只是藻井的摄影照片。
我正一步三叹观赏叹谓间，一阵悠扬、古朴、清幽、深沉的悦耳音乐从天王殿里传来，导游告诉我，这是智化寺音乐，是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音乐之一，同时也是中国现有古乐中惟一按代传袭的乐种，一直由北京智化寺僧人代代相传，至今已经历经了560年风雨。其独特的工尺谱本、延传至今的古制乐器，以及集宫廷音乐、佛教音乐、民间音乐于一体的曲牌、曲目，至今仍保持着明代宫廷礼乐以及佛乐的原貌。其保存之完整、历史之悠久在全国独一无二的，被喻为古代音乐的活化石。

红色调的法源寺
说来惭愧，被朋友戏称为“北京通”的我，竟是凭着一本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写的一本小说《北京法源寺》，按图索骥，才在北京宣武区菜市口西大街教子胡同寻找到法源寺的。
我把法源寺的色调确定为红色的理由有二：一是法源寺建寺的历史，二是李敖小说《北京法源寺》中的有关情节叙述。
据《元一统志》记载，法源寺始建于唐朝。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李世民为哀悼北征辽东的阵亡将士，诏令在现法源寺原址立寺纪念，但直到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这一工程才最后完成，初名“悯忠寺”。辽清宁三年（1057年），幽州大地震，悯忠寺被毁，辽咸雍六年（1070年）奉诏修复后改称“大悯忠寺”，从而形成今天的规模和格局；到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年，该寺因被朝廷指定为律宗专用寺庙，才正式更名为“法源寺”。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僧侣，登上龙椅后，对佛教进行了整顿，通过所谓扶正祛邪，保障了佛教在安定环境中正常发展。清朝继承了明代的佛教政策，它之所以在法源寺设戒坛，定其为律宗寺庙，意在宣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律宗教义，对人民实行“治心”。而李敖的小说则以法源寺为故事背景，描述了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前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大刀王五等一批爱国志士为国家的振兴，不怕流血牺牲所做的努力和活动。
据有关史料记载，北宋的钦宗皇帝被金人掳至燕京后，便关在这座庙里；南宋遗臣谢枋得被俘至大都以后，拒不降元，也是在这里最终绝食而死。而李敖的小说也宣称，明末的袁崇焕和清末的谭嗣同的遗体，都曾在这里停放过，并由法源寺和尚做法事进行了超度。一句话，法源寺建立近1300年来，几乎没有间断地和红色的血与热烈的火相伴相随。
由于是在东城区攀登了东便门箭楼并细细参观罢陈设在那里的“北京城垣展”后，才辗转来到宣武区寻找到法源寺的。所以当我来到法源寺的山门前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了。这天，北京城万里无云，烈日高悬，气温度少说也在摄氏三十二、三度之间。汗流浃背，狼狈不堪的我，踏进山门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到庙廊前的绿荫下，拿出行囊中妻给我浸泡的山楂水，张口仰脖一阵牛饮。饮罢，才发现诺大的一个佛教圣地，此刻人迹寥寥，寂静异常。与我的牛饮相映成趣的是，对面庙廊下的一只被放生的小白兔正悠哉悠哉地嚼着一位僧人喂给它的青草，不时还扭过头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