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时候被人怀疑是不可避免的。被人怀疑也许是心理上有些不舒适，可是被人怀疑到被人审讯的地步，那不只是心里上不舒适，兴许是身心都要受到伤害。
1999年冬天，我在部队服役的第一个年头，那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一场改革，新兵训练由三个月改成了一个月，新兵训练是最苦的，从某中意义上说，我们那一年是比较轻松的一批新兵。我们连‘踢正步’和‘匍匐前进’都没有学多少。听老兵说，以前他们训练踢正步不知道要踢坏多少双黄球鞋。那冬训练服装都是体无完肤。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们所驻的部队和西安市政府搞‘军民一家亲’，让我们部队去给西安那长不可及的护城河清淤。我的第一想法就是这大西北太穷，连挖掘机都请不起，要用人力。连队大部分官兵都走了。我是部队训练尖子，我和另三个尖子留在部队搞训练，以后做班长接班人。再后来，上面说，我们炮团的工程进度落在步兵团后面，要求所有官兵都去清淤泥。
去护城河工地，那些战友都是浑身臭哄哄的稀泥干在身上，由于劳累，营养不良，头发都是枯黄，而眼神呆滞，我想不到半月，我也会是这样。
我们被编入了别的连队，这样我们的噩梦开始了。那个连队的老兵欺生，让我们四个做最累的活。我们忍耐，坚持，很快，我的一个战友有八个脚趾由于没有保护好，被毒水泡掉了。他才十八岁，他没敢说，他也不让我说，我知道后就让人给他换了合脚的胶鞋，买好的棉袜，在给他抓药。那天的黄昏，有通讯员来告诉我和臧其勇（那个掉趾甲的士兵），营部让我们去一下，我们不知道有什么事，匆匆赶过去，在营部的门口站着连队的其他两名士兵，象是犯了错，以军姿站立，我们走过去，一个立正，‘报告’。教导员的皮肤白白净净的，象一个书生。他让我们站成一排，我站在最右边，臧其勇在我边上。教导员说：“仓库里有个兵的迷彩服丢了，你们谁拿去了？”
我丈二和尚摸不找头脑，藏其勇也很迷茫。教导员见我们几人不说话，又道：“有一个老兵的迷彩服丢了，在这之前他放在仓库里。有人见到你们四个人进去过，所以要从你们调查，如果谁拿了，早点拿出来，这样，什么事也没有。”
“报告。”我叫道：“我没有拿。”
教导员看了我一眼：“没有让你说话。”
我只有闭嘴。我知道我成了‘犯罪嫌疑人’。可我当时不害怕，因为，不作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我也知道臧其勇不会拿，他老实的要命，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但我看见他发抖，知道他害怕的要命。教导员问了好久，没问出个什么，火了：“你们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然后他指着最左边那个战士道：“你，进来。”随后，那战友跟进了办公室，就听见里面‘叮咚’猛烈的撞击声，又听道：“是不是你？”又听见那个战士哭道：“我没有拿。”过了一会，门开了，那个战士出来，脸上肿胀，一瘸一拐的入列站好，一个劲的流泪。然后第二个被叫进去，又是一顿暴打，出来站好。臧其勇的两条腿发软。象是要坐在地上，望着我求救。我盯着他的眼睛，道：“别丢炮连的脸。”在他进去的过程中，我想了很多，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被人打，而且是冤枉的，更有甚是不能还手，还手性质就不一样了。心里要臧其勇不要害怕，可我心里不禁颤了几下，有人说过：死，并不可怕，等死才是可怕的。冤啊。
里面就听见咚的响了一下。过了一会，臧其勇捂着肚子跑出来，站好。教导员向我一勾手指头。象是黑社会老大。我进了宿室站好，然后很快的用眼神余光把四周打量了一便，估计他要踹我的时候我向什么地方倒。要是他用手打，也许不是很重，我心里在安慰自己。
那教导员说：“立正！”我赶紧站的笔直。教导员一伸手，我本能的想缩头，可我的反应很快，硬是没动。没动也是也种反应。教导员伸手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道：“告诉我是不是你拿的。”
我浑身绷的直直的：“没有。”
“真的？”教导员似乎不太相信我说的话。
“真的！”我连眼睛都不敢眨。
教导员伸手在我脸上不轻不重的拍了两下：“你叫石某某，全团的训练标兵，我希望你为全团赢得荣誉，而不是往脸上抹黑。这次我不打你，如果让我查出是你干的，我可饶不了你。”
我心里的紧张一下子松弛下来，眼里似乎有泪要涌出来，喉咙里也哽咽着。
教导员放了我们四人回去，路上我问臧其勇：“没事吧？”臧其勇笑了：“他就打了我一下，现在好多了。怎么没有听见你挨打？”我笑笑：“他打的手发软，不愿意再在我身上下工夫了。”臧其勇说：：“我下次要站个好位置。”
后来，那套衣服被查出来是一个老兵取走的，我们四人全部‘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