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关于“全球治理”这一概念主要有三种说明性解释（以及一些变种）：自由制度主义的解释、现实主义的解释以及新葛兰西主义解释。作为分析框架和认识论框架截然不同的三种解释，它们反应出理性主义者、历史主义者和反思主义者在试图解释社会世界时的分歧，以及在有关世界政治构成要素（如国家、社会力量、观念等）的本体论假设上的分野。
现实主义者认为，地缘政治是理解全球治理的行为和动机的着眼点，作为全球治理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的超国家治理，总体上还是为强大国家的政策和利益所左右。而作为全球治理的组织实现形式之一的国际机构，本质上还缺乏独立自主的权力，大体上只能作为那些最具影响力的大国为实现其联盟利益的工具。
各国权力之间的不平等日益加剧的事实，由权力的等级型打造的全球治理框架、实质性目标和优越性以及美国霸权主导的自由世界的秩序与马克思主义和新葛兰西主义理论不谋而合。这些是导致现实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对现有全球治理文献持强烈批判态度的根本原因之一。
亚历克斯·卡尔尼克斯的《马克思主义与全球治理》解剖了全球治理的说法，从而揭示出资本和美国（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霸权的结构性力量所起的作用。
本文作者认为，早在经济全球化的概念风靡的约150年前，马克思已经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言了它的出现。“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资产阶级使每个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而这种以阶级分析法的视角观之的全球化进程，不可避免的会得出“将整个贸易世界看成是一个国家”的结论。在这个进程中，一个国家的主权严重受损，用亚历克斯的话说就是“民族国家黯然失色”。另一方面，“由于资产阶级的发展、贸易自由、世界市场、生产模式以及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统一，民族差异以及人们之间的对抗正一天天地消失。”在本文前半部分，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第二国际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理论家卡尔·考茨基同共产国际的创始人列宁关于“超帝国主义”和“全球无政府”的争论。
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只是第二国际的常用语，它指的是列强之间地缘政治竞争的整个过程，而建立殖民帝国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将帝国主义看成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比较符合宽泛的社会主义历史政治观。因为资本主义以外的有机发展过程本身会因为发达国家福利政治和自由民主的发展会变得越来越文明。
而列宁则完全拒绝考茨基关于“超帝国主义”的思考。他认为，帝国主义并不像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不仅仅是一个政策，更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短暂阶段，相反，它代表者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所能达到的最高阶段。对列宁来说，考茨基是彻头彻尾的叛徒。超帝国主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本身就能够消除地缘政治竞争和战争的世界，从而无需实行社会主义革命。
然而二人的逻辑起点却是相同的——帝国主义是经济权力不断集中的结果。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的国家组织是通过国际无政府主义反映出来的。他不仅拒绝承认未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能够采取和平途径的明显政治意义，而且认为，国际机构代表着暂时的、本质上不稳定的协议，而这种协议是帝国主义列强在无止境的瓜分世界的行动中达成的。列宁将国联看作“小偷的厨房”。这种怀疑影响至今，甚至成为当今马克思主义者质疑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效用方面的主流观点。
在文章后半部分，作者以美国为例，深入分析了霸权国家的全球治理动机，权力资源以及对当今治理全球化的影响。在权力依据方面，按照卡尔·施密特的主权理论来理解这种一家独大的政治形式，“主权就是谁能够决定例外，谁决定什么时候应用应急状态。”简而言之，谁既是游戏的运动员又是游戏的裁判员，谁就拥有主权。
文末，作者提到尽管马克思承认全球治理构成了“在主要国家中被前所未有的制度化了的政策协调与合作形式。但是，这些形式意味着从最初就推动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与政治冲突的延续而不是消除。”在这方面，全球治理还远不是真正全球的，它只是政治统治的另一种形式。
马克思主义者对全球治理的诠释，有助于帮助我们厘清隐藏在全球治理背后的阴暗所在，然而，对于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某些争论与分歧，或许已经不言自明了。我相信，在历史长河滚滚波涛地荡涤下，孰是孰非终将水落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