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官方媒体报道：中国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从1994年到现在，从农村迁往城市的的人口增加了五倍，达到2亿。此外，每年仍然递增1300万人。
报道中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具体意义上80％就是指所谓农民工的“民工潮”，“民工潮”，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地上出现的非常独特的人口群体流动现象。
我2001年从国营企业辞职，加入南下打工的“民工潮”，所以也算是这股潮流的亲历者。
当然，在2001年，“打工者”已经不是什么新鲜名词，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打工者”虽然不是很光荣的称谓，但已经不是什么说不出口的事了。
当时流行这样一种说法：毛主席大炼钢铁炼出了一批“铁饭碗”，小平同志搞改革开放把毛主席的“铁饭碗”给捅了个窟窿，到朱总理进行国企改革，就干脆把毛主席炼就多年的“铁饭碗”给“砸”了。
那年，我的铁饭碗倒不是被“砸”了，而是我炒了国营企业的鱿鱼，辞职不干了，我实在没有办法在那里不死不活混混糊糊过下去了。兵书上说：“置之死地，而后生”我希望给自己换点新鲜空气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给自己注入点青春的激情。于是我没有听从朋友的劝告，办理所谓的“停薪留职”手续，直接了结了那“铁饭碗”。自个儿把后路给断了。
伴随着“民工潮”诞生的另一个名词是“春运”。
在南下春运的火车上，我经历了打工生活的第一幕：火车上，座位上，座位下，过道中，厕所，洗漱间，人，行李，塞的满满当当。整个车厢里异味薰心，列车员瞅着到处的垃圾大声呵斥：就这素质，不背井离乡千里迢迢出来给别人打工才怪呢？听着这句话，让人心里“咯噔咯噔”的不是滋味。就那时开始，我对“背井离乡”这个词印象就特别深刻。车厢里不断传来的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更加深了心底背井离乡的凄凉苦楚！列车驶向的前方，等待这群人的将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沉闷让每个人喘不过气来，更多的是茫然！
踏出深圳火车站，看到密密麻麻的人群，匆匆忙忙的脚步，大包小包，拖儿带女往不同的方向分流时，不由得感慨：深圳，是不是遍地是黄金啊？！
这就是人潮蜂涌的“民工潮”，苦楚不堪言的“民工潮”，后来，才明白，由“民工潮”派生出的“民工潮”，其实只不过是把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通过中国人“中国年，团圆年，家家户户过新年！”这一传统节日给集中表现出来罢了，当然，也把当代中国人口大规模流动所蕴含的城市承受压力负载极限表现了出来。
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环境下农民寻求更好生存环境和更好生活质量的朴素愿望；人生价值的更大发挥和体现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流通通道无法满足人员的流动需求，而城市又不能接纳他们成为城市的主人。
组织和北京社科院的调查，中国过去十八年来经济增长的16%是民工创造的。他们在建筑工地、工矿、餐厅和超市打工，领取最低工资，他们不仅要忍受当地人的鄙视，也要忍受灾难性的劳动条件和长达数月之久的欠资。
“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付出了他们的汗水，泪水，青春，他们无法象正常家庭一样享受天伦之乐和亲情融融。他们创造了城市文明，但他们无法享受城市建设的成果。因为户籍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的限制，孩子的教育，医疗，保险，工资，工作，养老等等一系列问题困在扰着他们，他们不能象城里人一样：劳有所享，老有所养，排除不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无法成为这座他们曾经或正在创造的文明城市的主人。在这座城市，他们只能是“二等公民”，游离在城市的边沿。当青春不在的时候，就是他们告别这个城市的日子。
美国经济学家乔治·包杰斯认为，就世界范围来说，如果世界各国敞开大门，任由移民进出，那么全世界的GDP将猛增25％。中国经济学家都阳也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的20％－25％是由于劳动力自由流动而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所致。还有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如果中国取消现行户籍制度，从而使劳动力充分自由地流动，每年将会额外带动中国经济增长两到三个百分点。
其实：目前我们只能以这样的数据这样的话来告慰曾经是和现在是“农民工”的朋友们了。
人员的流动推进了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但为保证大规模人员流动的各项建设包括制度建设滞后，于是每年才会上演揪动千家万户心的“春运”，虽然我每年都在经历着惊心动魄的“春运”。看到的仍然是年年不变的潮水般涌来的“民工流”。但我经常不断在想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民工潮”到底还能高涨多久？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能违背自然规律，物极必反，低谷到高潮，高潮过后低谷就会到来，这是客观规律。
“民工潮”涌动了这么多年，他到底还能高涨多久？
来自安徽省劳动部门的数字显示，目前安徽全省外出劳动力突破1000万人，而返乡创业农民工就达70余万人，占农民工总数的7％。一度以单向输出为主的民工潮开始向回流创业潮转变。
而劳务输出的其他大省：四川，贵州，湖南，河南，湖北等，返乡农民工亦出现大幅上升趋势．
从2004年来，我们的报刊新闻报道中，开始出现“民工潮”的另一个反义词，“民工荒”。“民工荒”慌的是谁？我想大家都比较清楚。
多少年来，大批农民工涌进城市，为城市提供了富裕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农民工包干了城市人不愿意干的重活，脏活，累活，甚至危险工种；因劳动力充裕甚至过剩，许多企业和单位压低农民工工资，农民工获得的报酬低微得不足以供养孩子的教育支出。还有不乏少数的无良老板变相克扣农民工工资，甚至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使处于弱势群体的他们，劳动价值和自身权益无法得到很好的维护和保障。他们从这个工厂转移到另一个工厂，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但最终他们发现：天下乌鸦都一般黑。他们虽然留恋城市，但他们不得不选择离开。
直接影响农民工返流的另一个直接原因来自于国家的“三农政策”。
自九十年来初，农民开始向城市迁徙，后来逐年递增，愈演愈烈，形成世界历史罕见的“民工潮”，大规模的农村强壮青年劳动力涌向城市，留守的大都是老弱病残幼，农村劳动力极度缺乏，导致大片土地没有得到精耕细作，甚至荒芜。城市再发展它终归无法让工厂生产出粮食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