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鲁迅同为现当代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他们在五四时代对于文化态度与文化观念的选择上具有一致的一面，但他们在五四以后政治风云变幻的时代对于建立何种类型的政治体制作为中国社会长远的、合理的发展的基础的选择上却呈现互为对立的两极。在当今时代，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的价值立场与不同的观念执着，在胡适与鲁迅的全方位的对比中，“扬胡抑鲁”者有之、“扬鲁抑胡”者有之，试图调和二者区别者亦有之。而无论是“扬胡抑鲁”抑或是“扬鲁抑胡”，我们都必须做到对历史人物思想的本质区别了然于心。至于有人还有调和二者区别的想法，我们知道，在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的思想基础的意义上，在观念的历史的发展及其不同的历史利益的意义上，同为一个时代的思想权威的胡适的温和的改良主义与鲁迅的激进的革命倾向在本性上是不可调和的。
胡适与鲁迅的区别，从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是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区别；是温和的改良主义与极端的革命倾向的区别；是对传统文化和人格某种程度的尊重和继承与从思想和做人两方面彻底地毁弃和解构传统（中国传统讲“温、良、恭、俭、让”，讲忠恕之道，讲尽己为人、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核心讲的是人之为人本质意义上的对于高尚的人格和精神操守的追求。在这个意义上，胡适做的是比较好的，而鲁迅在有道德地与人为善地为人处事方面的表现无疑是差强人意的）的区别；在现实的意义上，也是代表当代知识分子主流意志的自由民主精神与在对等的意义上必然走向相反方向的强调斗争的激进的革命精神（自由主义强调民主、宽容、和平渐进的改革，在此意义上与具有政治原教旨主义特点的极权、激进的政治路向无疑是相对立的。）的区别。
在政治理念与实际道路的选择上，胡适是主张温和改良的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鲁迅则是有激进倾向的共产革命的知识分子的代表。而在历史经验的总结的意义上，激进的、暴力的、极权的、以神圣的一部分人的名义打倒、清理、消灭对立的、反动的另一部分人（即使这一部分人中有我们大概念上的亲人、朋友和在某种基础上可以合作的同类）性质的革命从大历史的眼光来看是不符合人类的文明准则与理性精神的。毛泽东讲“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而斗争哲学讲的是野蛮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是主张和平渐进的自由民主主义及其政治路向还是主张激进的民粹主义及其政治路向以及主张在何种基础上把“人们在不同方向上的对于自由、平等的追求”统一起来（在革命、激进的基础上整合的“自由、平等”只能历史性地走向自身的反面，中国1949年后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是“扬胡抑鲁”或者“扬鲁抑胡”两种倾向与选择在我们时代观念上的真正基础和关键。
至于有的调和论者关于“胡适与鲁迅，相距到底有多远？”的想法是基于胡适与鲁迅思想上的共同性而发问的。但胡适与鲁迅的共同性并不是有论者认为的共同的对于“自由、平等”的追求，因为自由主义与激进革命在建立何种政治制度以实现“自由、平等”的选择上是两条完全不同的、在历史上水火不容的政治路向。而当今时代和平、民主、渐进的改革又历史性地“重新”成为时代精神的主流。这说明激进革命是中国现代政治路线选择上的历史性的（从历史的大概念来看也是必然的）错误（这种错误也有用整整一两代人的精神和肉体的巨大代价来消杀内在于社会与时代的阻碍性能量的意义。）胡适和鲁迅及其五四激进一派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一个共同点是都具有自虐与短视性质的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反叛、轻忽与程度不同的心理上的敌对。例如胡适说“中国万事不如人”和思路上的西方主义倾向；例如鲁迅的“不读中国书”和“废除汉字”“汉字拉丁化”等等主张。我相信，当今时代任何一个有足够眼光的人都会看到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危害。最近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三千人身着汉服、朗诵《论语》的场面就是一个明显的暗示。它表明中国的传统文化重新得到了隆重的有官方背景和政府行为性质的重视；它表明代表了中国传统士文化精神、传承了中华民族精神血脉的中国文化是不容轻忽，更是不允许妄言抛弃的！
历史眼光下的胡适与鲁迅分别是中国社会已经逝去了的一代人中两种不同的知识分子精神与不同的政治路向选择的代表。胡适的价值在于他的西方视界下的哲学、文化研究和对于西方哲学、文化思想的绍介以及他的对于现代政治的自由民主精神的不懈的坚持与追求。鲁迅的价值在于他的小说创作、爱国精神与不留余地的政治批判。但由于鲁迅在思想观念上和现实利益上与激进革命的理论和政治实践实在无法脱离干系，在私人道德品质上也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以及在历史的意义上其思想并无更高明、深刻的创见，因此当代一大批具有浓烈的自由民主精神的知识分子在观念上对于胡适的靠近，与在观念上对于鲁迅的疏离也就成了一种具有历史性的必然的选择。我们告别革命，我们选择更加文明、理性、民主、宽容的构建自身以及人类精神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