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隐士情怀历来为后世文人士子所推重。士大夫们从他洒脱恬淡、质朴清新的诗歌中汲取高而雅的精神建构，并以此为据点建设自己的狭隘意义上的“隐居”——与官场俗世在心灵上的背离与脱节。陶诗中固然有浓郁的隐逸风情（这特别表现在其田园诗中），疲于官场的文人们由是以之为砖瓦搭建成自己的栖息地。但在把“学而优则仕”作为一种习惯更作为一种信仰供奉的封建社会中，文人不做官便无法真正实现自身的价值，难以偿还十年寒窗苦读的艰辛，甚至于生存的需求都可能无法满足。仕途成为文人的必然出路，并日积月累砌成文人深层心理结构，形成文人浓厚的社会责任意识。追求功名对于中国古代的文人来说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思维意识——所以历来文人大都曾写过不同题材的政治诗歌。
陶渊明是中国古代万万千千文人中的一个个体，他有实现自身价值的激情与追求，并以诗歌为媒介宣扬出来。如“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文人浓厚的社会责任意识让他渴望才华的舒展与受誉，而世代官宦的家庭环境无疑又成为他这种思想的奠基。但陶渊明是耿直的，文人的良心是他坚韧而牢固的存在。这让他和当时黑白混杂的时代始终处于一种疏离和拒斥的关系，这种疏离和拒斥让他在拥有一些精神东西的同时又失去更多物质上的实在。他的贫穷，他的困惑与无奈是一众文人所共有的。文人需要真诚，而官场则需要圆滑。社会角色与个人角色，对于文人来说，是两条无法沟通的平行线。陶渊明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怀有建功立业的梦想，另一方面，他又不愿背拗自己的本心去迎合污浊的官场。这种矛盾让他在出仕与隐居中摇摆。当他觉得有机会有所作为时，便选择出仕；而当他为社会的黑暗腐朽失望时，他便倾向于隐居。
从29岁出仕，到42岁隐居，这中间有十三年。这十三年是他在出仕和隐居之间摇摆的过程，也是他希图在社会角色与个人角色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并最终失败乃至绝望的过程。他选择忠于自己的本心，用“隐居”把自己包裹起来，用恬淡的田园生活来消解社会给他造成的创伤。可以说，他隐居的直接动因就是黑暗的社会堵塞了他实现自身价值的通道。他不能在黑暗中为虎作伥，也不能对这黑暗无动于衷，既然无力改变些什么，他便选择退却，退居于自己所营造的单纯而美好的农村生活中。他回避矛盾，力求以隐居来抹杀现实带给他的痛苦。但这并不是意味着他可以真正地忘却俗世，轻飘飘无牵挂，陶渊明所要逃避的仅仅是黑暗的社会政治而不是社会本身。甚至于这种隐居所带来的对世事的焦虑可能比出仕时还要深。文人内心的社会责任意识让陶渊明无法置身于社会之外，而处于隐居中的他又无法作为，其焦虑可想而知。《述酒》就中有“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一句，诗人虽在隐居中，一颗心还是系于国事民生，为时事而忧叹。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隐居并不能把他完全从世事的纷扰中隔离出来。他在诗中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是一种享受和炫耀，更是一种暗示。他在诗中描写农村的美好景色，但诗人所描写的这种美好景色并非单纯的写实性描写，而是渗透了诗人的情感。有对农村淳朴生活的热爱，更有通过突出农村这种简单而美好生活以反衬社会政治黑暗的意图。但是，随着社会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农村的这种简单也渐渐为凋敝所取代。而此时作为文人和农民结合体的陶渊明能比那些悬浮于笔墨纸砚的普通文人更为深刻而敏锐地体会到农民的苦楚。社会的黑暗无孔不入，即使隐居也难得一方净土！其怨愈深，其拒也就愈刚。农村生活加深了陶渊明对社会黑暗的认识，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也不曾重返仕途，用良心换粮食。他的隐居并非是超脱于社会现实之上的无拘无束，而是作为其政治理想的辅助部分存在的。陶渊明在《桃花源诗》中勾画了隐居生活的理想图景：“桑竹垂馀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独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班白欢游诣。”但他又说明这个桃源社会是无法寻得的，实际上也表明了他的态度：纯粹的隐居生活在动乱时代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像诗人自己一样身系国事民生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陶诗中随处可见“酒”的踪迹。酒对于陶渊明的作用主要是“忘”与“放”。作为中国古代文人中的一员，浓厚的社会责任承担意识已经镌刻到陶渊明的骨子里，仿佛呼吸一样自然。而他既然选择了隐居，便不可也不能直接干涉社会政治生活。这部分责任和隐居生活纠结着，郁积于胸，于是他需要饮酒忘忧，以酒来强化他的隐居隐逸意识。酒醉可以让他暂时忘却世事的繁杂，随意挥霍自我——这是作为隐士所应当有的基本。
可以说，隐居固然给了陶渊明隐居的乐趣，成全了他维护个人本心的愿望，却也让他纠缠于自身社会责任承担中，甚至更清醒地认识到其社会承担的缺失。这是陶渊明的悲剧，也是中国古代无数文人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