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位高层在讲话中说：“我们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类似的话以前似乎也听过不少，但象这回说得如此动听，如此完美却还不多见。因而让人如坐春风，酐畅淋漓。一个政府，若真能依此来“制定各项方针政策”，那么，前进道路上一定会少出错误，少些折腾，少出冤假错案，少些贪官污吏。亿万人民的创造性必将极大释放出来，精诚团结，万众一心，披荆斩棘，阔步向前，事业何愁不兴？国运何愁不昌？
然而，转念一想却又顿生疑窦：“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这些纯属个人思想感情，政治态度，好恶爱憎方面的事情，别人如何能准确地去把握它呢？作为平头百姓，如果对方不讲，其他人也难以知晓；而作为政府机关，高层政要，如果没有畅通的渠道，合理的机制，要想熟知广大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爱所憎，那就更难上加难了。弄不好，难免出现缘木求鱼，瞎子扪烛，以假当真，以偏概全，甚至颠黑为白，强奸民意的荒唐事。
积多年之实践，要熟知民意，我们惯用的手法大概不外乎以下几种：
一是各级代表式。中国每年都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但这些人民代表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这一点，广大人民清楚，代表们更是心知肚明。基层每选人民代表时，许多人当作儿戏，弃票玩票者屡见不鲜，常常搞出一些令人捧腹的恶作剧，由此足见人民代表在人民心中的分量了。然而在中国，人民代表却成了荣誉和身份的象征，一些人更是视如至宝，唯恐求之不得，得而唯恐复失。一旦拥有便打起官腔，讲话左顾右盼，提案避重就轻。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们的确保持“高度一致”了，从不敢越雷池一步。在上自然择其“善者”而从之：“爱卿之言正合孤意”。这样的人民代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还能代表人民，实在是一个未知数。
二是人民信访式。且不说这一形式如何艰难曲折含辛茹苦，多少人因此望而却步半途而废，多少人被搞得筋疲力尽倾家荡产，即使这一形式十分有效，那也多是关乎个人的一些利益诉求，而于国家的大政方针则涉及甚少。何况，当今上访的人员成群结队，积案如山，而有关人员却推诿扯皮，久拖不决，由此而酿成群体事件的难道还少吗？人民上访这也许是带有中国特色的一大举措吧，畅通的阳关大道被堵塞，千军万马只好齐挤这座独木桥，其效果可想而知。准确地说，当今的人民上访，与昔日封建社会的“拦桥喊冤”，实在并无什么质的区别。
三是领导视察式。现在时兴“调研”，似乎比过去的“调查”更深入一步。但无论是“调研”也好还是“调查”也罢，究竟能有多少实效呢？看看那迎来送往的程式，前呼后拥的阵势，你就会知道他们到底能看到多少真实的东西。中国人历来就有着超强的做假意识和做假本领，但凡上级检查，那怕是地方一个小小的官吏，为了“迎检”、“创优”之类，下边也要兴师动众地折腾一番，直搞得劳民伤财鸡犬不宁。1958年，毛泽东到河南去视察“大跃进”成果，有人竟让小孩坐在集中的麦垛上冒充丰收的麦田。连“红太阳”都敢欺骗，还有什么人不敢骗呢？“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这句民间歌谣正深刻反映了这一中国特色。
现在“迎检”的花样又“与时俱进”了，过去那种高压的政治手段吃不开，于是便来了个“物质刺激”。有个地方搞“迎检”，规定每户村民，谁若按照领导事先准备好的答案回答，一律奖励2000元。过去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现今成了“重赏之下必有懦夫”，一些人的道德操守早已不复存在了。
四是媒体代言式。新闻媒体是什么？伟人早已给它定位了：是“党的喉舌”，是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无论是“喉舌”还是“螺丝钉”，都只不过是工具而已，因而都必须按照其主人的意志行事。当今的媒体虽然也传达了一些人民的心声，体现了一些人民的意志，但因为它不受人民主宰，所以永远不会真正成为人民意志的载体。在一些无关宏旨的问题上，它可以讲几句真话，为正义而鼓呼；但若遇到大是大非，重大事件，国家制度，高层政要等，便集体失声，噤若寒蝉。文化大革命早被中央“彻底否定”了，但若要深挖其根源，汲取其教训，那就讳莫如深了，致使这一危害国家的大灾难成了禁区。张志新烈士被残害致死的事情刚一曝光，各大媒体竟相发声，深为这一事件而鸣不平。然而，一个月之后，突然来了个急刹车，谁也不许再议这件事情。其中原因耐人寻味。
有个时期，媒体讨论能不能监督同级党委。滑稽的是刚开个头便偃旗息鼓了。不是明摆着吗？哪家媒体吃了豹子胆，敢向党委发难？他的饭碗还要不要？官还做不做?监督同级尚且如此，若要监督更高一级呢？试试看吧，吃不了让你兜着走！
如此说来，人民的意志就永远无法表白，无法上达了吗？不，渠道有的是，那就是言论自由。
人民群众如果能畅所欲言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不受限制地出版自己的著作，公开批评政府及官员的过失，那么，还有什么下情不能上达，民意不能了解呢？国家会因此而少出偏差，即使出了偏差也能及时得到纠正，决不会因此而造成大的灾难。
要实行言论自由就不能设置禁区。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什么话都可以讲，什么人都可以批评，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要实行言论自由更不能以言定罪。张志新就是以言定罪的典型。如果因为某个人的言论前卫或过激，就随便关押起来，甚至迫害致死，谁还敢讲真话？
言论自由早已写进了国家的《宪法》之中，而且屡经修改仍赫然在目，足见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了。须知，《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是一个国家尊严和权威的象征，也是人民意志的凝聚。如果连神圣的《宪法》都成了摆设，可以任意践踏，那还有什么更恶劣的事情干不出来？如果连起码的言论自由都保障不了，那还奢谈什么“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