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1911年的辛亥革命，很多人自然会联想到同年发生在四川的保路运动，而说起四川的保路运动，又不能不提谈到他的重要发动者之一的张澜；如果说四川的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那张澜就是四川的保路运动中名副其实的中流砥柱。
张澜，字表方，1872年生于四川南充，1941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10月继黄炎培之后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49年9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2月9日逝世，享年83岁。
纵观张澜的一生，可谓风云波澜的一生，也是九死无悔的一生；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四川保路运动无疑是重彩的一笔。这个运动不光导致四川的改朝换代，它和辛亥革命一道，也让中国走进了民国时期。
大家知道，蜀道难行，四川人都想出门走平路。这个话题就是从四川修路开始的。
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奏请自设川汉铁路公司，其目的很明白，就是一“辟利源”，二“保主权”。即一要赚钱，二要遏制帝国主义抢夺四川筑路权的侵略野心；而且后者还是第一要素。于是“先集华商股本自办”，即修筑川汉铁路的经费，钱由四川人民出，权归四川人民所有，出了钱的都是股东。工程计划从1908年起开始动工。为了维护川汉铁路主权，四川人民对修路倾注了很大的热情，不论是巨商大贾，还是小商小贩，都积极认购修路股票，许多无力购买全股的农户甚至几家合资购一股。截至1911年初，筹集到纹银1500万两，为全部预算的四分之一。但是英美等四国为了把西南地区完全置于其殖民统治之下，从1904年以来，他们纷纷要求获得川汉铁路的投资权和经营管理权。加上当时满清政府财政巨赤，天天想着跟外国签约借钱，而借外债必须要有抵押，于是一拍即合，清帝就下了一道“铁路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的所谓上谕，命令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准备强行收回川汉铁路。
当清政府宣布决定把川汉铁路收归官办后，四川股东代表首先激烈反对。1911年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入会者达一万余人，奋斗目标是“破约保路。”各州、县及成都各界纷纷响应，成立了保路同志会。股东代表集中到成都召开特别股东会议。其中张澜是副会长侯选人。
果然，在川汉铁路公司召开的第一次特别股东大会上，新任川督赵尔丰就以“总督部堂”身份作“训词”，他说：“四川人负担重，又太穷”，“朝廷一则为减少川民负担，二则不欲铁路工程因款细停顿，所以才有向外人借款筑路之举。”，“破约废约，关乎国家外交信誉，势难办”，“徒喊保路废约，未免不智”。张澜迅速予以驳斥，他说：“我们股东试问：既要保路，安得不说废约!”，“试问，朝廷于租股外取于四川百姓的，年年有加无已，何以又不恤民艰？何以独于租股一项便恤起民艰来了？”，“只要官吏不再勒索聚敛，莫说现在的七千万两银子，即使加倍再筹，没有筹不到的!”。会议不欢而散。
随后，为了把四川民众起鼓动来参加保路运动，张澜到蓬州及部分乡镇调查访问，收集民意。在当地城隍庙内宣传反帝、保路的讲演时，慷慨激昂，听众数百人，情绪高涨，并当众捆绑了障碍保路的团总、恶霸地主姚玉权。张澜明确提出“破约保路”是衡量亲与仇的标准，演说时，往往“激昂慷慨，万众且泣且呼，同志会众皆谓能补本会所未及”。
不久，铁路股东准备会在张澜主持下，提出《提议川路仍归商办意见书》。其主要内容是：首先阐明保路运动的反帝性质，痛斥借债卖路。同时声明川汉铁路仍归自办。议决吁请总督代奏，并从速提回存在上海宜昌各处款项等。赵尔丰拒绝代奏，还以“辞官不做”相威胁。双方陷入僵局。
随着斗争的发展，特别股东会全体股东都参加了保路同志会。继而由和平请愿到罢市，罢课，罢工，抗捐，抗税，抗粮，直至武装起义。
清政府见巧取不行，便开始豪夺。他举起的第一板斧，就是接收川汉路宜万段。1911年8月23日，特别股东会正在开会时，收到了清政府“要严重对付，以遏乱萌而靖地方”的电报。会场几百人非常愤慨，在副会长张澜主持下，讨论通过了罢市、罢课，非争回铁路不开市的决议。会众未散毕，成都各街关闭铺面已过半矣。连日内，重庆迅速响应，很快南起邛雅，西迄绵州，北近顺庆，东抵荣隆，千里内外，府县乡镇，一律闭户，风潮所播，事及全川。
罢市罢课三天后，清政府决定派兵入川“严厉镇压”。消息传来，张澜等立即策划办法应对。有的地方还发生了群众暴动。彭县经征局，新津、新繁厘税局，中江捐税局，灌县立金局和一些地方的官盐局被捣毁。清王朝令饬赵尔丰“查拿首要，先行正法。”调边军几个营到达成都，决心动武。
9月7日上午，张澜等人到四川藩署开会，赵尔丰采用蛮横手段，将张澜等人诱捕。原计划将几人立即正法，后来看到名不正，言不顺，担心四川局面不好收拾，于是就把他们给予囚禁。
成都的人民群众并没有被清政府的武力所吓倒，成千人扶老携幼到督署请愿，要求释放张澜诸人。赵尔丰命令预先部署好的卫队开枪屠杀，当场死伤300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川全国的“成都血案”。后来，郊县的保路民众也聚集到省城边，请求释放代表，又有上百人在抗争中陆续被残杀。张澜家人恐受株连，将其长子送往西充县车龙镇亲戚家，改名换姓躲藏。
保路同志会迅速发展为保路同志军，十多个县的二十多万人从四面八方奔驰而来，包围了成都，与巡防军作战。全川各地不断爆发武装起义。9月25日，荣县宣布独立，起义军还曾经占领彭山、眉山、青神、井研、洪雅、夹江等十余州县。
在各地同志军陆续起义的同时，川汉铁路特别股东会和士绅也要求川督“明示扣留股东会长缘由”，“明定逮捕诸绅所犯罪状”。清王朝理屈词穷，悍然派端方带鄂军入川镇压，可惜端方在资中就被他所带的鄂军起义所杀。由于鄂军西调，武汉空虚，促成了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清廷既未能阻止保路运动向武装起义发展，也未能挽救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
10月1日，迫于舆论和起义军的压力，川督赵尔丰释放了张澜等四人。11月22日，“官绅会议”举行于寰通银行。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