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没有人注意到这样的事实，《集结号》中的两场阵地战与《南征北战》中的“大沙河狙击战”有着惊人的相似：第一波，都是针对敌人的步军进攻，第二波，针对敌人的坦克进攻。连炸毁坦克的动作设计，两片都是雷同的。难怪冯小刚在拍摄《集结号》前，曾经反复研究过《南征北战》，这使得《集结号》中的战争场面，基本沿袭着与其背景反映同一战事的的《南征北战》。
但在，在这同样的战争背景下，冯小刚却赋予了电影一种崭新的影像，全新的人物构置，以及中国战争片一直未曾直视的性格刻划。这一切，都与《集结号》的影像一样，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集结号》里有很多我们过去陌生的东西，但是，《集结号》毕竟是一部生长于中国土壤中的电影，它在中国电影的原有氛围里，有创新，更有继承。这一点，在电影的人物形象塑造上，更可以鲜明地直观出来。一味地创新，只会使电影失却中国风味，而一味地继承，便无法突破中国既有战争的苑囿。从这个意义上讲，《集结号》中的人物塑造有传统的因素，更有新鲜的揭橥。
一、人物设定：传承大于创新
《集结号》是一个地道的中国故事，也是中国电影屡加申扬的主题。我们看欧美、苏联的战争电影，它会把镜头关注于战争里的人物命运，很少看到人物与命令之间的对立，更很少去探讨“命令”对于个人意志的扭曲。在《拯救大兵瑞恩》中，我们看到开始时，援救小分队对于拯救命令的质疑，但是在最后，小分队成员认同了这一命令，也没有为小分队成员的牺牲而去讨一个说法。同样，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开始中尉是带着静静的心态，去回顾二战中让女兵们惨烈牺牲的战事，他也没有为女兵们抱屈去打官司。
抽离《集结号》中的所有战事表象，电影对原著的最重要的继承，就是“团长下阻击任务的时候，就已经决定用一个连的牺牲去换取大部队的安全转移”、“是军队欺骗了她的士兵”（杨金远小说《官司》语），这本质上反映了个人命运在从属于一种“命令”之后的无能为力。个人悲剧的产生，是源自于“命令”的不容置疑。这种情节的设置，在中国军事电影中有着源远流长的根基与兴趣，它本质上，可能还是源自于中国文学中对“路线斗争”的历史积淀，习惯用“路线”（外化成“命令”，具体到本片中就是“集结号”）与个人意志的悖离来反映个体生存的悲剧。
所以说，剔开《集结号》的外在形式，它在内里上，仍是中国电影里旧有矛盾动机的一种显形与重现。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表现红军西征的电影《祁连山的回声》中，妇女独立团执行一项几乎没有希望的“死命令”，就是狙击敌人，最后只能走上全团覆灭之路。她们的悲剧命运，源自于“命令”落实到他们手里的时候，就意味着她们没有生还的可能。反映红军长征的影片《马蹄声碎》中，运输营的女兵班班长自称收到一个总部的条子“去空心树兵站执行任务”，让女兵们走上了一条违反她们意志的道路。在冯小宁导演的《战争子午线》中，八路军幸存者手里拿出的是一张烧残的命令“急令：三营九连立即沿长城西进……”而这张条子引导着剧中的孩子们踏上了一条九死一生的道路。可以看出，“命令”构成了中国军事文学与电影中的一个异常频密的重要构件，它象征着一种外在的压力，外在的强制，对于个人价值的悲剧性意味是不言而喻的。
《集结号》的主人公谷子地的形象出新之处，就是他以秋菊一般的执着，要为被“命令”（集结号）的铁拳钳制下的生命“讨一个说法”。《集结号》据以改编的原作名叫《官司》，几乎就是《秋菊打官司》的战争年代版，可以鲜明地看出谷子地这一人物形象对“秋菊”的继承与效法。中国军事电影的传统构件加上新时期文学对“秋菊”精神的颂扬，构成了谷子地这一全新的人物形象，反映了无力抗衡命运的个人意志，开始显现出自己的憾动人心的话语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讲，谷子地“打官司”的故事，并没有石破天惊的创新，它更是对传统中国电影元素的拼接与重缀，但是当这一切发生在禁区重重的军事电影领域，这一人物的个性意义便显得如此的鲜明，以至于我们不得不与谷子地一起去重新审视战争，进而去思索“每一个牺牲”的意义。
二、人物冲突：遮掩转为直视
《集结号》中的战争场面，长达五十多分钟，这一部分虽然借助于韩国特效的大力参与，呈现出中国战争片从未有过的火爆惨烈，但还不足以使电影与往昔的战争片拉开差距。可以说，正是影片里战争状况下的人物性格冲突，构成了本片的最标心立异的创新。
《集结号》中谷子地的九连战士在原小说中是没有的，完全是编导进行了重新设置与润色。影片中的焦大鹏、吕宽沟、姜茂财、老刺猬、罗广田、黑子、王金存这些带着中国泥土气息的名字，在影片里被重新还原成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他们更多地折射出战争情境下作为一个人的反应与态度，而不是往日战争片中某种意念的图解与想象。
我们看到了电影对战争恐怖的直视，更看到了影片对恐怖的超越，在此基础上升化了战士的意义。影片中的继任指导员王金存开始的时候因为打仗时“尿了”而关了禁闭，但是来到九连后，他被战士们的精神感染与影响，战胜了内心的怯弱，超越了自我。
我们看到了战争中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影片开始，九连指导员牺牲后，谷子地失去理性，枪杀俘虏，背上了处分。影片可以说在中国电影中第一次再现了枪杀俘虏的现象存在。
我们同样看到了士兵在战场上对生的渴望。影片最激烈的一场战争冲突戏，就是士兵们在战争间隙，对是否听到集结号的争论。过去我们的战争片总是表现我们的战士如何勇往直前，如何视死如归，但电影在这里更多地从平凡人的视角，折射出士兵们对生的内在的渴望。集结号是一种生命之门的暗示，在战争氛围里，那更多地是一种内心里的臆想，电影大胆地围绕“集结号”来折射出士兵战死的职责与求生的渴望的矛盾，给人以一种强大的震撼力。影片正是通过士兵对生的渴望，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为他们的牺牲奠定了一个更为催人泪下的伏笔。
影片中的这些创新因素在中国电影中如此集中地出现，开启了中国军事电影的新纪元，至少它局部地打破了中国军事电影无人涉足的禁区。其实，影片涉及到的过去中国军事电影未加以直面的矛盾冲突，在军事文学中还是若隐若现存在的。比如军事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