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世界各国妇女为了女性的尊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奋争，甚至献出了生命——克拉拉·蔡特金、罗莎·卢森堡、秋瑾、向警予、蔡畅等妇女运动的领袖，永远载入了历史史册。
我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于民国初年的“废缠脚”、“兴女学”等的运动中展开。1903年8月，近代中国第一部论述妇女问题的专著《女界钟》由上海爱国女校发行，它第一次喊出了“女权万岁”的口号；1907年3月8日，中国女子教育合法化；1912年1月7日孙中山接见女子参政同志会代表林宗素等，允许女子有完全参政权；1924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州举行了第一次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活动……
毛泽东等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同时，也领导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他们运用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革命学说，把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的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创了中国妇女解放的新时代。早在1919年，毛泽东于《问题研究会章程》中，将女子问题列为71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之一，其中又列举了女子参政、教育、职业、交际、贞操、恋爱、废娼、放足、避妊等17个问题，从广度上覆盖了女子生活的全部，从深度上体现了极为深邃的见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后，捆绑在中国妇女身上的锁链被砍断了，中国妇女从社会的最低层站立起来了，和男子一样成了新中国的主人。新的社会制度保障了男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和婚姻家庭各方面的平等权利，为妇女解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可以说，将已初露端倪的妇女解放运动决定性地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政后最大的成就之一。在今天的中国，妇女上大学、参加工作、有自己的事业，在家庭重大事务上拥有同等的发言权已成为再正常不过的事。以女性受教育为例：在旧中国3000多年的历史中，妇女长期被排斥在正规教育之外。孔子弟子三千却无一女性。19世纪末，虽开放了女禁，但实行男女同校接受正规教育的女性寥寥无几。据1909年统计，当年公立、私立女校的在校女生仅14054人。而百年后的今天，我国妇女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7.3年（2008年），男女平均受教育差距进一步缩小。2005年，小学净入学率女童为99.14％，初中阶段适龄女生入学率为98％。
然而，妇女解放，至今仍然是一个沉重的命题。
中国妇女虽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推动和国际妇女运动的影响下，通过自我意识的觉醒改变了自身的历史，和男子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但是，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形成的“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和“三从四德”行为规范，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人们。在市场经济崛起、社会竞争加剧的今天，中国妇女实际上又面临着新的命运挑战和对自身的价值的重新认识和定位。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妇女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和能够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我们看到迅速发展的时代在呼唤新的女性为之献身的时候，还应当看到妇女解放所面临的阴暗消极的方方面面。虽然我国法律对妇女权益的保护力度加大了，但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仍然普遍存在轻视歧视妇女的现象。更令人担忧的是，虐待妇女、拐卖和残害妇女的案件不断发生，嫖娼卖淫的丑恶习俗呈蔓延膨胀之势。此外，妇女解放运动早已将传统的专司家务琐事的女性推向社会，而今天“妇女回家论”又在重新露头；更有甚者，某些女性为了获得宽裕的生活条件，居然沉溺于被包养的“二奶”生活。
改革开放的的确确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封闭的国门打开之后，当商品经济的大潮袭来之时，当东西方文化在交融中发生激烈碰撞之时，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斑驳陆离的画面：新的与旧的交织在一起，真的与伪的缠绕在一起，善的与恶的扭结在一起，美的与丑的浸润在一起……面对种种挑战、考验、诱惑，当代女性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找到正确的方向，进而为自己的社会角色正确定位，并非是轻而易举的。
总之，妇女解放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沉重的命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探索我国妇女解放的新途径，我们依然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