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功颂德的需要，汉朝的文学开始偏离楚辞的讽谏作用，而是继承了它形式的方面，并且把它推向极至。历来中国文学史都认为文学的觉醒是在魏晋时期，但从文学和审美的观点看，西汉时期才是文学觉醒的第一个时期，汉大赋就是文学对政治和道德的第一次有意识的脱离，是第一次对历史和哲学的分家活动。
楚辞的《渔父》篇目，就已经开始了问答体例，贾谊的《鸱鸟赋》也有了问答的方式，汉大赋则重点运用了这种体式。西汉前期，诸侯国里聚集了一些文人，因为他们没有在朝廷里求得仕途的可能，皇帝有一个贾谊尚且不用，何况他们？于是，他们都到了诸侯王的门下，成为文学说客。在这些文人中，最先在大赋中有重要成绩的是枚乘，他写了那么多日子，等了那么多年，终于在汉武帝的时候被召见，不过已经垂垂老矣，死在赴京的途中。
他的汉赋作品流传至今的是《七发》，所谓七发，七件事的启发也。它脱离了楚辞的抒情特征，重点铺排，用极富华美的词语描述了音乐，美味，车马，宴游，狩猎，观涛等六方面。它说辇和车就叫做瘫痪的机具，幽深的居室，是伤风与中风的媒介，美女是摧残生命的利斧，美味是使肠子腐烂的毒药。
不过，道德与审美产生了矛盾，文章没有批判，没有说理，而是详细描写了各种令人向往的生活欲望，就是所说的“劝百讽一”。事实上，作者的重点并不在对道德的的说教，而在于对事情的强烈渲染。
最终我想到现代的诸多侦破片，或许作者或导演的本意在于扬善惩恶，但是过于渲染匪徒的偷窃技巧，手段的凶狠，杀人的密谋，对警察的迷惑和反侦察，不但起不到应有的教育作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教唆犯罪。有些大案，过去多年而查不出来，最终束之高阁，其中的许多作案者就是大量的研究了警察的各种侦破手段，才得以逍遥法外的。而最近的一些所谓的纪录片，更是触目惊心的展示了犯罪的各个环节，赤裸裸的暴露了犯罪的技巧。例如警示片《红蜘蛛》，也以最耸人听闻的宣传，用女人的犯罪事实来取悦观众，接连在各个电视台播放，确实勾起了众多观众的观看欲望。可是，人是有劣根性的，他的最脆弱的地方就是，他很容易被社会环境左右，可以由高雅变的劣俗，由廉耻变的更无耻，由矜持变的放荡。人的善恶两面，其实中间只隔着一层纸，而环境和氛围就是腐蚀这层纸的重要因素。
还有现今的一些警匪片，重点描写的不是警察，而是黑道的老大，而且，最讲情义的也是黑帮这类人，警察成为配角，成为被黑帮牵着鼻子的一个群体。由于电影更多的渲染了黑道人物的有情有义，将他的这方面发挥到极至，最终掩盖或者抹杀了他的恶和残忍的一方面，混淆了正义与邪恶的界限。曾志伟，梁朝伟，刘德华主演的电影《无间道》是典型的例子，似乎各为其主是天经地义的，他们的杀戮都是社会逼的，错不在于他们，那么，社会的混乱和价值观念的混淆，那又是谁的错呢？小的时候，我们单纯，在我们的头脑中，只有善恶之分，而到了初中，高中，甚至以后，我们却受到了不同的教育，而教育的最大阻力在媒体，学生在课堂上十年学的不如各种媒体在一个早上有意或无意的“教育”。
不仅仅是学生，我们的大人也是在被社会推向一种不可知论，多元化的思想成为一种时尚，似乎，多元评价才是公允的。那么，顺应而来的，多元思想都成为对的，这实在是曲解了多元化的内涵。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希特勒，在许多传记作家的书中，都有意识的记载了希特勒的优点，而且还获得了大量的观众，这样的传记到底为了什么而存在？也许有人说，看问题要全面，看人要看到他的优缺点，话说的有理，但前提是，这个人是什么人，到底值不值得可怜，是不是值得挖掘他的好的一面。社会可以有多元化思想的存在，但最终不能以毒害民众的思想为前提。可笑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南方发生的震惊全国的抢劫运钞车案，肆无忌惮公开与警察对抗的魔头张君，竟然成为当地女大学生的崇拜对象，更有甚者竟然有女大学生写信向其求爱，这又是怎样的一种价值？
还有现在的爱情片，都把纯真的爱情送上了祭坛，爱情已不再是往日的爱情，而畸形的恋爱描写充斥着各种媒体。电影中的男人女人似乎永远为情感而生活，三角恋爱成为时尚，打情骂俏代替了锅碗瓢盆，滥情现象已经成为共识，鲜见有人再对此现象深恶痛绝，而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观点。一个人不倒，在于拥有什么样的思想；一个国家不倒，在于贯彻一种什么样的国民教育。邓小平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经说过，中国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误在于教育。我想，教育的失败缘由更多的指向了家庭和社会。
而作为著作者，在写文章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我为什么而写？我为谁而写？我的目的在于什么？解决了这个问题，才有资格动笔墨。汉大赋的作者，本来的目的是为了劝谏统治阶层不要这样那样，但在写的时候却把更多的笔墨倾洒到反面的描写，不但未引起统治阶层的悔悟，还教唆了他们对奢侈糜烂生活的更新的生活方式。枚乘的《七发》，我想在夸张的描写了楚国太子应该注意的问题后，不仅不会使楚国的太子病情减弱，而只会使他更加变本加厉，于病情无益。人在登山的时候，肯定是下山容易上山难，同样，人接受好的思想远远赶不上对于坏的思想的吸取。
过分的铺陈楚国太子的毛病缘由，冲淡了对反面事物的否定和批判色彩；过分的炫耀了辞藻的华丽和丰富，削弱了文章的讽喻价值，这就是《七发》的毛病，也是汉大赋的通病。始作俑者，当数枚乘了。
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皇帝需要一批歌功颂德的文学博士，并且汉武帝本人也颇喜欢辞赋，因而大量征召。于是，众多的辞赋家从诸侯王那儿走出来，奔向宫廷，去施展更大的抱负。蜀地的司马相如开始登上西汉的文坛。
司马相如原来叫司马长卿，因为仰慕战国时代蔺相如的为人，改名相如。在汉景帝时做武骑常侍，因为汉景帝对辞赋不感兴趣，无所用，因而他便跟从枚乘在梁孝王门下，写了《子虚赋》。孝王死后回到蜀地。临邛首富卓王孙女儿文君刚死了丈夫，闲居在家，喜欢音乐。司马相如就在一次县令的酒宴上弹奏了两支曲子，用琴声挑逗文君。以后，司马相如经常到卓王孙家中作客，饮酒，写文章，弹琴……风流倜傥，这自然引起了文君的喜爱，文君经常私自从门缝中偷看他，虽然仰慕他，但又怕配不上他。相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