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战国末楚国人。李斯的功勋可比尹伊，管仲，只是为人不慎，声誉被自己搞的一塌糊涂。司马迁仅将其列入列传一类，褒贬自然明了。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说：人们都认为李斯忠心耿耿，反受五刑而死，但分析其根源，却与一般人的议论不同。不然的话，李斯的功绩倒可以跟周公，召公并列了。
他作为法家最后一个有影响力的重量级人物，的确为秦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虽著述不多，但致力于实践，是个同商鞅一样的实践派。可惜的是，他没能够善始善终，最终将法家引入了歧途，成了法家的破坏者和倔墓人。
秦朝建立后，李斯在文化和政治的层面，作出了几件违背法家精神的事情：
首先，建议秦皇“焚书坑儒”，剪除百家，独尊法术，消灭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这次焚书，比商鞅时更甚，更无情。目的只有一个，用此方法愚弄百姓，实行愚民政策。但他忽视了民众的发自内心的斗争本性和集体抗争性，忽视了“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的民众法则。陈涉虽未习《诗》《书》，却一样揭竿而起，敲响了秦王朝的丧钟。
法家作为法家的推行者，应“谨奉皇帝法令”，而李斯却在沙丘与赵高参与了“弑长立幼”的政治活动，这违背了法家的基本精神和准则。从这一个事件中，李斯彻底蜕变成了一个自私自利的政客，而不再是一个法“家”，也根本没有资格称为“家”。从此，他没有了高尚的信念，没有了高深的境界，没有了阔大的追求，剩下的只是个赤裸裸的利益的自己。
到了秦二世，李斯并未将商鞅，韩非等法家苦心经营的学说给予充分的人文的关怀，而是彻底沦落为帝王之术。他建议二世推行严刑峻法，将一切异己思想铲除，当然，这是为了保全自己，使自己更稳的坐在宰相的宝座上，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他可以阿谀奉承，将自己仅有的一点灵魂出卖。其实他很清楚，既然二世的哲学是及时享乐，那好，就让他尽情无度的享受自己的短暂生活吧。为了取悦二世的残忍，他把法家推到了又恐怖又可笑的境地：“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重者为忠臣”。于是，朝廷内外，“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看到此情况，二世皇帝连声叫好。
李斯的政治活动，完全成为一种非道德的，极端反人性的。还记得，在毕业典礼上，他告别老师荀子时说的话：斯闻“得时无怠”……故垢莫大于卑贱，而悲莫大于贫穷。还能想起，早年给秦皇担任近臣时，献出的“买士杀士之计”，凡为他国所用的人才，建议秦王说，“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恐怖的暗杀活动，恐怖的思想。或许，李斯在恭维奉承二世的时候，心里也在想：天下是我给你父亲打下来的，我也有权利毁掉它！
可惜的是，他毁掉的不仅仅是法家思想和秦王朝的江山，更是毁掉了自己的生命和人格。
机关算尽聪明自误的慨叹
——术能败人，亦能败己的李斯
鸩杀韩非后的二十五年，李斯也遭到同等的下场。冥冥之中的韩非是否会喜极而泣？亦或高兴的手舞足蹈？李斯在被杀之前，只是哀伤的对自己的儿子说：牵着小黄狗出城门追逐狡兔的日子不会再有了！可谁又敢断定他此时没有想起二十五年前鸩杀韩非的那一幕呢？
本是楚国人的李斯，跟随荀况学习帝王之术，同学中自然有韩非。学成以后，先依附于秦国宰相吕不韦，不久，见宠于嬴政。可是，秦国的本族势力突然掀起了一场猛烈的排外运动，李斯的地位岌岌可危，非秦本国的族民都被列入驱逐的对象。李斯毅然上书，力挽狂澜，平息了这场排外的运动，打击了地方势力的保护。众多的中原贤士纷至沓来，奠定了关中坚实的人才基础。
秦王的急切吞食六国，李斯倾注了毕生的才学，参与谋划，帝国的大厦终于筑起。盖世功劳，可比尹伊，管仲。始皇行古代天子巡游，封禅之事，仅取其形式，并不以体察民情为分，专以歌功颂德为能事，足迹虽踏遍大江南北，威风赫赫，于国何益？焚书坑儒，专以法家为力，害民伤残，株连治罪，百姓侧目。经多年战乱，却不休养生息，调拨人口大兴土木，徭役捐税多如牛毛。
李斯的眼中，先个人之乐为乐，后天下之忧而忧。贪公卿爵位，图世代荣华。秦皇之死，参与策划沙丘之变，胡亥为帝，扶苏死难。阴谋之术达到最高潮。然而高潮之后必是低潮，这是定律。善玩法家之术的自有更强者，赵高小儿虽为宦官，亦是法家中的顶尖阴谋人物，沙丘的策划便是他的杰作。李斯的一切本领，尽在他的眼中，心中。二人同为法家的“术”派，不以学术为争端，而终以争权夺利为厮杀的目标。
呜呼！倘若李斯以“法”帮始皇夺取天下，而以“法”为主，“礼”为辅治理天下；以天下为己任，举贤任能，匡正社稷；在天下大一统之后，效仿范蠡，功成身退，隐于明山秀水。若果真如此，李斯之功，恐与周，召同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