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前不久的一份新闻评论，引起笔者相当强烈的兴趣，针对报端内容“关于近些年地方权利公然对抗中央，以“打擦边球”等手法对抗宏观调控，损害中央权威等事实”，给出了“中央集权已经开始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权利优势大大消弱”的结论。读阅后甚为感慨，回顾改革开放到目前为止的整个历史，中国在改革探索之后取得的一系列伟大成就，实际上早已为今天改革前进中存在的问题埋下了深刻的伏笔，如今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所引发的“权利博弈”的局面，在笔者看来不过是“改革代价”而已，笔者始终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体制转变，是在“无章可寻，无史可鉴，无例可明”的三无情况下，依靠着上一代共*产*党*人的探索精神和智慧所创造出来的辉煌史实，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把这段没有任何先例的改革历史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或许就是源于它的这一特殊性质决定了它所创造出来的“辉煌”所必然存在的“隐患及危机”，可以预见“权利博弈”是在深化了“利益冲突”的基础上的必然产物，自然无可厚非！
那么，在中国高度集权的体制下，何以成就的地方权利公然的对抗中央的具体事实？笔者分析可能存在三方面的因素：
1.中央与地方的产权不明晰。
在现行体制下，很多项目是当地政府的，而一旦“蛋糕”做大，中央就予以收回，造成好的是中央的，亏损的是地方的，如果产权明确，并确定那些是国家的产权，如某块土地不管大小，哪怕是一平方厘米都是国家的，地方就不可能化整为零来欺骗中央，自然就造不成地方权利对抗中央的局面，反过来讲倘若，缺乏产权明确，中央与地方关系势必产生不确定因素，造成中央与地方的行政控制权的集中与分散，最终导致地方权利对抗中央。
2.地方保护主义观念的最优行为选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干部考核都是以干部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力为根本依托实现的，这就造成了地方保护主义观念的“横行”，只重视短期GDP的增长速度，而这却又是现行制度的安排使然，很多工程的立项是当地政府、当地银行及企业的最优行为选择，对抗中央的利好理由充分。
3.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需要。
特殊利益集团是市场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历史产物，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利益需求要求这些利益集团在利好心理上产生抵触，从而巩固自身的利益不受损害，对抗中央实属利益驱动。
上述三方面的因素，笔者认为其全部的动机可以总的归结出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就是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央与地方之间各自的利益需求已经开始产生严重对立甚至冲突，即使是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作用下可以要求“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也难以挽回中央威严和效力的日趋减弱，从而大面积的导致中国社会发展的失衡；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正在陷入“权利博弈”的旋涡，之所以敢以如此妄言的方式作出结论，事实的根据就在于近年来频发的“事件”——直指中央权威遭受地方蔑视的根本实例，“铁本事件”，甚至“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违纪事件”都在不同程度，不同层面的反映出地方权利对抗中央的严重问题。“利益冲突”的升级，导致“权利博弈”的尴尬局面，实属必然；在计划经济时期向市场经济时期转变的过程中，早先的地方政府熟悉的是行政命令管经济，在实施经济行为的时候，基本的依托必须来自于中央的首肯，得到中央的批示，但是可以预见，行政命令的管理办法虽然是有效的，但是代价却相当高昂。所以，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在于随着改革的渐进式深入，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得到了相当有效的发挥，正是这一点保证了中国经济的腾飞，无可质疑”；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的统—领导的前提下，扩大点地方自主权利，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他们办更多的事情。只有中央一个积极性不行，要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而且强调要特别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多给企业点自主权”，笔者分析也就是有了从这里开始的中央权利逐渐下放到地方，不断的给予地方权利自主支配权限，一方面来看的确收获了良好的效果，但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入，地方自主权的滥用甚至对抗中央的行为更是在加剧问题的严重性。所以，笔者认为“权利博弈”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在经历了多个高潮之后的一个必然要面临的过程，是成效背后的对立面，地方与中央的地位不对等是中国体制所必须，就是有了这种不对等的地位，使得地方与中央的思考抉择不是站在同一个高度来实现的，地方考虑的只是一个局部的利益，而中央考虑的则必须是全局的利益，在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必然会引发一场“权利博弈”，更不足为奇；
可以预计，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地方与中央在经济层面的关系表现的越来越趋近对等，这将是幸事还是祸事？还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有待观察，不好妄下结论；但至少可以明确一点，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势必产生更多的“利益矛盾和冲突”，这种趋势必然会诱发“权利博弈”的局面，至此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正在陷入“权利博弈”的旋涡在所难免，如何走出“权利博弈”的旋涡值得我们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