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我投笔从戎，到南京当了兵，亲见了大屠杀前繁华的大都市——。”
年近百岁的抗战老兵于文瑞，走路很稳健，说话声音洪亮，非常健谈，就是耳朵听力有些下降。
于文瑞亲历八年抗战，与南京城有不解之缘，不过一切从头说起。
于文瑞生于1916年，井陉矿区横涧乡横南村人。
他的父亲是一位清末秀才，当过多年教书先生，但全家仍然吃不饱穿不暖。
为了摆脱贫困，父亲不得不对于文瑞的两个哥哥说：“现在家里很穷，我们为了摆脱贫困，为父只好带你们到煤矿下井。”
“我们哥俩听父亲的。”
“很好，就这么定了。”
父亲只好不得不带着他的哥哥到煤矿下井，家境才好了起来。
他7岁的时候，在家里很小，不能为家里做贡献。
父亲对于文瑞说：“文瑞啊，你还小，为父要送你上私塾如何？”
“好吧，父亲，我听你的。”
父亲只好把他送入私塾学习，让他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有用之才。
他进了私塾后，熟读了《四书》、《幼学琼林》等，从小养成了热爱文学，笔耕不辍的好习惯。
后来，他考上保定培德中学。
1936年，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反对“何梅协定”、反对“华北自治”，热火朝天。
当时于文瑞是一个热血青年，抗日先锋。
他毫不犹豫的弃学从军，对同学们说：“同学们，现在日寇侵我中华，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消息，我要弃学从军，报效国家，有谁愿同我一同前去？”
李君与同学们热血沸腾说：“我们愿一同前往，报效国家。”
他与李君等同学，报考了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嫌他们年龄小，就没有录取他们。
他和同学们因年龄小，达不到要求，只好与同学们一起投靠了南京中央宪兵学校教导团。
他们初选被录取后，后来又乘京汉铁路军用专列直达南京复试。
他们来到南京城，觉得“南京城真大，特别繁华，有不少高楼大厦，人们穿着也很洋气。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心里想的不是享受荣华富贵，而是报效国家，驱逐倭寇，振兴中华。”
他和同学们经过层层筛选，成为了一名宪兵。
1937年12月1日，日军攻占江阴要塞，进攻南京。
他随宪兵部队，编入南京保卫战的战斗序列，冒着枪林弹雨参加了一些战斗。
南京失守后，他随部队撤往湖南芷江。
关于南京大屠杀，于文瑞老人家不愿意多讲。
繁华的南京瞬间变成了断臂残垣，很多仁人志士葬身侵略者的枪口下。
1939年冬，他在湖南西芷江，进入宪兵学校学生队第七期做学员。
他受预备军官教育，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那时，芷江是“西楚咽喉”，也是抵抗日军进攻的前哨，对捍卫大西南后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驻扎着不同兵种各种番号的部队。同时，芷江已建成空军基地，不仅有中国空军飞机，还有不少盟军飞机在此聚集、起降，飞到前线对日军进行轰炸。
每一次敌机被击落，我方飞机胜利归来，于文瑞非常兴奋。
宪兵学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四川重庆宪兵司令部总务处教育科任少尉服务员。
1942年，他不仅荣升中尉，还被保送重庆南岸弹子寺中央警官学校特科警官班第三期学习。
身在大后方，他想的却是湖南芷江前线，不仅是为报国。
还因为他和一位美丽的湖南女子结了婚，艰难岁月里，俩人唯一的传信物就是湖南、重庆的“两地书”。
当前线的国民党军官想方设法往大后方重庆调动时，于文瑞想的却是调动到湖南前线。
后来包括“飞虎队”在内的盟军飞机和中国空军的飞机，都聚集在芷江机场。
对日军进行轮番轰炸，取得了节节胜利。
他想回到湖南了，回到前线，也能见到妻子。
功夫不负有心人，1945年初，他调到湖南芷江。
他担任宪兵第十团第三营第四连中尉排长，每半个月可与妻子团聚一次，享受到了家庭的温暖。
他又时刻想着打回南京去，争取更大的胜利，否则心中那个结，永远也解不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消息传到芷江，每一个国人都非常高兴。
8月21日，正是于文瑞的女儿满月的日子。他正在家里和妻子女儿团聚。
芷江上空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头顶上有六架飞机飞过。
岗村宁次的副官今井武夫所坐的降机的尾巴上拖着一条长长的白布，表示来投降的。
前后左右都是我方的飞机监视，在芷江空军基地落下。
他亲眼见证了日军在芷江前线的投降，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冈村宁次派代表过来，就是商定全国受降的细节。
“日本终于投降了，整个芷江万人空巷，我立刻想要给女儿改名叫‘胜利’，后来因为妻子不同意才作罢。”他说。
“没想到，几天之后，我竟然参加了南京受降仪式，目睹了日方向中方递交投降书的历史一刻。”
紧接着，于文瑞他们接到命令，在宪兵团选拔30名宪兵。
在新6军选拔50名士兵，跟随冷兴中将和幕僚人员，乘坐5架飞机到南京接受日军投降。
他说，按规定只有班长以上衔级的才有资格参加，要求机智勇敢、应变能力强、仪表出众。
于文瑞幸运当选，入选的又都是级别较高的宪兵军官，所以要求他们降级扮成普通宪兵。
见证了日军投降签字仪式，这一历史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