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爱文学，特别喜爱诗歌，最喜爱的诗人是屈原先生。因为，他是第一位有创作个性的诗人。
毛泽东赞誉：“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鲁迅评价屈原的作品为"逸响伟辞，卓绝一世"。清代文人李元度以爱憎分明的情感，撰成一联赞屈原；“上官吏，彼何人，三户仅存，忍使忠良殄瘁？太史公，真知己，千秋定论，能教日月争光。”
提到屈原先生，自然会联想到他的作品《离骚》，也自然会联想到端午节、赛龙舟、吃粽子这些古老的民俗民风。由此，在中国古代被视为高雅文化的诗歌与民间习俗形成一种自然的传承关系。与其说《离骚》是一首迷离难解的壮丽诗篇，一部感天动地的伟大华章，屈原是一个志洁行廉的谦谦君子，一位万民景仰的爱国诗人，毋宁说先生和他的作品已经凝炼浓缩成一个文学符号，而这一符号，是架起先生自己肉体之“死”与民众心中灵魂之“生”的桥梁。
《离骚》在许多人头脑中留下的第—印象，仿佛流星划过天际，身后拖曳的那道长长白光，说《离骚》是“死亡宣言”本身未尝不可，诗中两次出现这样的哀叹：“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彭咸”就是为殷之贤臣，谏君不听，投水而死。因此，先生虽然几度“上下而求索”、“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观乎上下”，但最终还是步彭咸后尘，踏上了怀石投江的不归路。从《离骚》的字里行间中，我深深感到，先生内心的确太痛苦、太矛盾、太绝望了。他身系楚国王室宗族，对自己的祖国有着比普通人深厚得多的感情，楚国就是他的最爱，楚怀王就是他的梦中情人。所以他才“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炼就了一身“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治国本领，先后担任了左徒和三闾大夫两项高官，不仅亲笔制定各种规章号令，对外应对诸侯、折冲尊俎，可以说楚国的内外大事都萃于一身。但就是这么一个受到楚怀王高度信任的屈原，却轻而易举被嫉贤争宠的上官大夫的几句谗言给击倒了，以至于“王怒而疏屈平”。
于是，被楚王疏远后，在忧愁幽思中他写下了《离骚》，以大量奇花瑶草、美人灵修的比喻和意象，来抒内心的愤懑。然而，此时他内心并未真正想到死，真正的心愿和目的在于“报国”，而不在于“死”。先生投江是在公元前278年，这一年他62岁。（距写作《离骚》大约20年后）
先生最后选择了死，是社会环境、政治斗争等一系列矛盾综合逼迫的结果。他眼睁睁看着楚国在一群宵小之徒的结党营私、招权纳贿之下日趋衰微，行将灭亡，天下大势注定要分久必合，强秦灭掉其他诸侯国，统一整个九州已经渐成现实。而他由于屡遭放逐，彻底丧失了一切可以重新参政的机会和希望……这就好比一个人目睹最心爱的人，身受剧烈的病痛折磨，自己竟无法替她分担痛苦一样。作为王族宗室的屈原，绝对不会做出西投秦国进而帮助秦王来消灭自己祖国的禽兽之行。所以在这样一种忧心如焚、肝肠寸断的状态之下，他最终以投江来彻底消泯内心的极度痛苦，就成为惟一和必然的选择。屈原的死，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用鲁迅的话来讲：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我认为，先生不是一个传统和普通意义上的爱国者，他是一种建立于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爱国主义。这丝毫无损于先生人格的伟大，因为这才是真实的人性，才使先生同我们走得更近，才让先生更长久、更有意义地活在人民心中。不必为了神化先生，而在他泥塑金身的头顶画上一道虚幻的光圈，我们并不需要水面明月、镜里仙花、空中楼阁。人民热爱的，正是这样的屈原。
每年五月初五端午节，包粽子是为了给蛟龙果腹以保护先生，赛龙舟是为了跑在龙的前头丢下粽子。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深情的纪念缅怀活动，逐渐演变成了民间习俗，又进一步演变成为我们现在熟悉的端午节。虽然今天我们在吃粽子时，决不会想到要为谁而吃，但都知道粽子——端午——屈原之间的关系，这启不就是先生作为一个精神象征，长存于炎黄子孙心间的明证吗？
先生把自己整个生命，溶入到他的诗里去了，他的诗真率地表现着他的为人、他的个性和他的气质。可以说他的人即是诗，他的诗亦如其人。透过他的诗，可以看到一个在许多方面和我们有着共同爱憎的伟人。
“独立不迁”，是屈原人格美的核心。《橘颂》中赞颂橘树的美好品质，“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诗人橘树寄托自己的人格，“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先生的一生始终坚持自己的“美政”理想，屡遭打击，毫不动摇。正如他在《离骚》中所说的：“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他也曾打算像战国时代一般士大夫那样周游列国，去寻找了解自己的君主。但是，对于自小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的深挚感情，使先生不能他迁……
一个人胸怀坦荡，不图私利，不干人，不屈己，才能顶天立地，保持独立的人格。人在官场，必须头脑清醒，是非明辨，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而不至于随波逐流。“无求与苏世”浸透在屈原“独立不迁”的人格里，使之臻于更坚买、更完美的境地。
先生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清高和清醒，不肯同流合污。这当然会陷入孤立，但他不怕孤立，决不为投合世俗而改变自己的态度。他在诗里一再表示的：“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涉江》)，“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离骚》)。
先生不仅是一个热情的诗人，还是一个冷静的哲人。大胆怀疑、大胆探索，追求真理、热爱真理，是他最鲜明的个性特点。《天问》中共提出170多个问题，涉及天文、地理、历史、政治等许多方面，集中地表现了他的怀疑精神与探索精神。先生借着问天“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楚辞通释》的解释比较通达：原以造化变迁、人事得失，莫非天理之昭著；故举天之不测不爽者，以问憯不畏明之庸主具臣，是为天问，而非问天。……抑非徒渫愤舒愁已也。王夫之认